戈多的等待

转帖文章，出处不详，希望原作者 郭宁先生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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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剖析

郭宁

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  99A11609

摘要  鲁迅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而奋斗，因此，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是最透彻的，本文主要从“专制者”与“奴才”，“瞒和骗”，“儒家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剖析。

关键词  专制者与奴才；瞒和骗；中庸  

Lu Xun analyzes" people" of China weakness

GUO Ning

Abstract   Lu Xun is working hard for transforming the people of China in all one's life, so, he is the most thorough to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This text mainly from" getting autocratic" and" lackey"," hide from and deceive"," Confucian culture" three respect come and analyse between Lu Xun and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weakness.

Key words   despotist and flunkey; cheat ; the golden mea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在中国历史上，谁最了解中国农民呢？是毛泽东和鲁迅。但是，这两个最了解中国农民的历史巨人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作为革命家，从政治的立场上，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作用，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而鲁迅却恰恰相反，他以文学家、思想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民，并借助自己富有才华的笔触，以自己大部分的艺术力量写作艺术篇章，深入地、精细地，并且可以说是无情地解剖着中国农民身上的残疾和他们的愚昧、落后、保守、狭隘等精神弱点，他们的一切应当否定的方面，并且希望以此实现改造国民性，实现理想人性的目的。

    我们暂且不探求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我们首先注重来看鲁迅先生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文章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的。看一下他们究竟都有哪些弱点。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从“五四”启蒙运动就开始了，并且这种批评贯穿他一生的创作之中。他在30年代回忆《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揭露国民的弱点的”。^[1](P271)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是最深刻、最透彻、最精确的，中国农民的所有“坏根性”都被鲁迅先生毫不隐瞒、毫不留情的展露在世人的眼前。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人“奴才相”与“专制相”两者并存的批判上。

一

    由于中国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非常的深，那么“奴才”与“专制者”这两种性质的交错混杂就成为所有弱点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一弱点主要体现为：当自己统治别人的时候，是凶残的专制者；而当自己被别人统治的时候，则又变成了驯服的奴才。对待下属他们骄横跋扈，对待上级则又阿谀奉承。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临下骄者事上必谄”。^[2](253)

    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所塑造的我们的国民代表“阿Q”，便是这种“又凶又怯”的性格典型。阿Q是一个生活在未庄的农民，他可以说是一个养无食、居无屋、生活最无保障、最不安稳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了。因为他的地位卑微，打架、纷争，总是他吃亏的时候多。他想攀附村里首姓——赵家的姓氏的光彩，就被赵太爷掌嘴，只能自己摸着脸颊和地保退出去，还得谢地保的酒钱；他挨洋鬼子的哭丧棒，吃秀才的“竹杠”，瘦骨伶仃，受人役使；癞头疮，由人取笑；黄辫子，被人揪住碰头——在强者面前，他只能任其蹂躏，自认为是“虫豸”，自打嘴巴，自轻自贱。然而，“畏强者，未有不欺弱的。”^[3](P271)所以当阿Q遇到比自己还弱的人就露出了凶的一面。于是，在强者面前吃亏以后，便以嘲笑以至凌辱小尼姑来“满足那些鉴赏家”的消遣，为自己在强者面前遭的“晦气”报仇。

    旧中国仍是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因此诞生于这种经济形态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伦理观念仍然普遍的存在。在这种庞大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奴才”与“专制者”混杂而成的气质，确实是中国国民的性痼弊的核心。

    中国国民的这一弱点，不仅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相互交往中，而且还存在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相互交往之中。这主要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之后，旧中国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长期受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凌辱。外国人就理所当然成为旧中国人民面前的强者，鲁迅曾在《二心集》中说过“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特色”。这句话正是批判了中国人对外国的侵略不仅不去反抗，相反还要极力的去讨好他们，甚至有的人成为外国人的走狗，帮助外国人一起来欺压自己的同胞。

在揭露这些人的弱点时，鲁迅用了“揩油”这两个字。“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4](P253)

鲁迅在上海洋商开的电车上发现了他们的模特儿，他说，“将这些奴才品行表现得最分明的就是这种电车上的卖票人。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的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叫人索取，因为他所指的是洋商的油，同时中国人，当然有帮助的义务，一索取就成了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4](P253-254)}这时他揩的洋商的油。利用的是同胞同仇敌忾的“爱国心”。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了，这十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诚奴仆了。

    对上级的“馅”，对下属的“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它就不仅是个人的情操、尊严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尊严问题了。鲁迅出自对人民、对祖国最深沉的爱和尊严感，对这类人给以最严厉的鞭挞。

   旧中国仍是一个等级特权思想泛滥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仍十分的严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平等的原则，那在生活中，人们就必须时刻警惕地提防着，千万不能冒犯高于自己地位的人，却又不能在低于自己地位的人面前失却身份。对上司来说，自己是“奴才”；对下属来说，自己又成为“专制者”。鲁迅先生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更深刻的揭露这一类人的丑恶的嘴脸，他把这类人比喻为“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十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兽样。”鲁迅痛楚地说：“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现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5](P60-61)由此可见，鲁迅对中国国民的这一弱点的认识是如何的深刻，他认识到，弱国还这样下去，始终是要亡国的。因此他呼吁广大青年反其道而行之：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可见，鲁迅在剖析“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国民性”的改造。

鲁迅毕生都抓住了“专制者”与“奴才”的交错混杂，“骄”与“馅”的相互纠结，这确实是国民性痼弊的精髓所在，一切其余的病症几乎都是从这派生出来的。

                                二

鲁迅揭露的国民性的第二个弱点就是“瞒和骗”。他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2]。因为在这个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中间，人人都按照自己机值得羡慕或相当可怜的位置，一心一意谋取自己的私利，而这却又是在冠冕堂皇的道德规范的幌子底下进行，这种极端虚伪的社会实践，就不允许表露出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不能说真话，说出来的话，往往不能代表自己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还是完全相反和倒错的。这样就必然会产生虚伪的“瞒和骗”。

在“瞒和骗”的氛围中间，“自欺”和“欺人”是同时进行的，前者是麻醉自己不去正视黑暗的现实，以便苟且偷生；后者则是去欺骗他人，以便自己得到好处。鲁迅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必须敢于正视”，“中国的文化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2]。这从鲁迅对一些反动文人的批判，就可以领会到，一些文人如陈西莹、章士钊等慑于反动派的淫威而不敢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派的腐败，相反，按照反动派的指示，为他们歌功颂德，帮助反动派欺骗广大人民。可以说，鲁迅的一生都在和这类人作斗争，批判反动文人的虚伪、胆小。他认为文人就应该敢于正视现实，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文人有责任使人们了解社会的真相。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和风俗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就会象人的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人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已被人自觉不自觉的接受。鲁迅在剖析这一顽固的社会心理现象时，仍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为他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象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浮肿，与众不同”。^[6]鲁迅对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分析，简直是太生动太深刻了。在封闭和禁锢的专制主义统治格局中，虚幻的“妄想”在长期流行之后，人们竟会深信不疑这种“自欺”与“欺人”是绝对真实的，把虚假的“幻想”当作绝对真实的悲喜剧，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的心理，这无疑是受到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要想改造国民性的这一弱点，就应当消灭已存在几千年的等级特权制度。

为什么要隐瞒真相和欺骗别人呢？自欺欺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面子”问题。鲁迅对国民性中讲究“面子”这种虚假外表的倾向，也曾作出描绘和分析。他引证斯密斯《支那人气质》中的论述，认为中国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体面’”。鲁迅大体上肯定了他的这个见解，认为“我们试来束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7]

在社会生活中，那些只注重“体面”这种国民性的人们，只要能让他们保持表面的“面子”，他们就会觉得十分的满足，而不管在“面子”的背后，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凌辱，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次要的事情。这种只讲面子，而不顾实质的社会心理状态，归根结底还是专制主义制度的精神产品。

鲁迅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具有这种死要面子的性格，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孔乙己，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而他被别人打断腿却又是他人生悲剧的高潮，正是这样一件关系一生命运的事情，孔乙己又是怎样对待这一切的呢？当别人问他腿断的原因时，他却说是跌断的。可见到这种地步了，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面子”还是自己的士子的身份，根本不知道去反抗，去挣扎，去探求造成这种结局的真正的根源。孔乙己是这方面人物的典型代表。

阿Q也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但是他的爱面子又和孔乙己的要面子不一样，阿Q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精神胜利法”，通过自我的欺骗，使自己无论在怎样的屈辱下，都能得到自我的安慰。阿Q的头无论在现实的壁上碰的多么响，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无论怎样“确凿”地打在他头上，精神胜利法都能使他奇怪的转败为“胜”，使他“永远得意”。

在旧社会的中国，像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如果永远这样“永远得意下去”，那这可悲的世界怎样才能结束呢？因此，鲁迅呼吁人民群众能从这麻木的自欺欺人中解放出来，去正视现实，起来反抗，改变这种屈辱的人生。鲁迅在揭露国民性弱点的时候，仍然在注重对国民性的改造。可以说，鲁迅揭假面、反虚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大众的觉醒。

讲究虚假的“面子”，从它能够适应封建制度长久的巩固的需要来说，最高统治者是比定会首先实行和贯彻这一点的。当他们处于强盛的时代，固然讲究面子，天朝和上国的威仪，是一点也触犯不得的；至于他们处于衰落的时候，在强敌的凌辱面前，哪怕是丧失了抵抗的能力，不断的屈辱投降，也是更为病态的维护自己的面子。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对外事务中，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这一点。分明是对侵略者畏之如虎，可是在“圣谕”中还照样称之为“夷狄”；分明是自己割地赔款，可是在“圣谕”中还是说“妥为招抚”；分明是被迫开辟租界，允许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却说是“入城瞻仰”……在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中，只讲面子的虚假的风气，上行下效，几乎是散布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腐蚀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心灵。

鲁迅曾把中国人的好“面子”形象的形容为“做戏”，他认为，“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了，而别人却很切实。”^[3]作出的行为和内心的想法不一致，常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些人的一生就好象是戏台上的木偶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总是被别人操纵。

鲁迅对中国人的讲究“面子”的社会现象，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呼吁全体国民要正视黑暗的社会，揭掉虚假的面具，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

                                三

与鲁迅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1841——1931）在《民族进化的心理》中指出：一个民族不只是以某一时期的活人构成的，它也是由长期世代连续不断的死者，即其祖先构成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和情感，是通过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由此可以引出国民性的第三个特征，即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鲁迅曾痛切的指出：“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将和闲将，大抵是谁也怕做的。”^[5](P142)谁都不大情愿挺身而出，去反对等级社会结构中视为常规的事情。

儒家文化作为几千年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文化，包含多层含义，但对人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庸”思想。但鲁迅所提到的中庸思想和传统的中庸思想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此处的“中庸”，是指儒家文化培育出的一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契机，即倾向于不去反对过时的传统，不去开拓未来的前景，却主张苟且偷生的生活方式。

长期的封建主义制度，使中国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特权制度，谁企图去反抗这种制度，就会受到统治者的强烈反击，甚至也会受到底层的广大人民处于惯性思维的普遍反对。比如《药》就写了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利益，发动了革命，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场正义的斗争，不仅遭到了统治者的镇压，即使是广大劳动人民也反对夏瑜们的斗争，刽子手康大叔就骂夏瑜是“贱骨头”，还有的骂夏瑜发了疯，称他们是“乱党”。所以，要想使自己不会像夏瑜那样被杀害，被辱骂，就得心平气和与卑躬屈膝地维持现状。否则的话，就会很容易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甚至遭到杀身之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大多数人也就乐于保持“中庸”的态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

对这种中庸的思想和心理对革新的消极抵抗作用，鲁迅也做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8](P13-14)这一类的人总是安于现状，也不考虑这样的现状是好还是坏的，他们害怕改革，害怕创新，不愿意做先驱。但是，如果有更猛烈的冲击到来时，他们又去调和折中，力图把改革的影响降到最低点。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大的要求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这里的调和和折中，并不是说在新旧两种文化之间保持中立，而是更倾向于保护旧物，对改革采取一种软抵抗的方法，鲁迅曾揭露说：“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是乃是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3](P107)这些人表面上保持中立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却更愿意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对革命持不支持的态度。

鲁迅作品中，具有这种中庸思想的人，主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维护专制的封建统治是他们自身利益得到实现的保障，而中国即将进行的革命，则会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因此，他们大都保持“中庸”的态度，以“中庸”来抵抗，反对改革，维护落后的制度。可以说，“中庸”是保守的第二条防线。这种保守——中庸的复合结构的强度是巨大的，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

以上分析的是，鲁迅作品中所揭露的“国民性”三个主要的弱点。这三个方面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他们的根源都是封建制度。而这三方面的弱点，又可以最终归结为一点，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国民性，由于它包含于以上所分析的三个弱点之中，在这里就不再作详细的分析。

鲁迅一生都在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性而创作，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笔，唤起人民的觉醒，真心诚意的去治疗“国民性”的锢蔽，从而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

引用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白盾 海燕.阿Q真谛[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3]张琢.“社会处方”总览[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林志浩.鲁迅研究(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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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宁（1980.10—），男，汉族，山东海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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